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不是简单的技巧呈露，而是体现出书家独特的人格襟怀与精神魅力。几十年来，刘灿铭兄孜孜矻矻于书艺，尤其以写经书法独步书坛，既是对永恒传统的眷恋，挽留卡尔维诺所言的“一个失去的未来”，更多的是对人生境界本身的追求，体现出一种自我选择与审美创造，同时也是性格与人品使然。

　　刘熙载在《艺概》中有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依我所见，灿铭兄就像是一个儒雅的文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合乎温柔敦厚之旨。正如他手抄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固然是书法艺术的佳构，同时也是一次艺、文的融合尝试，一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不独是书法的妙笔，同时也是美文的名篇。书品亦如人品，李白在《王右军》中说，“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古人谈及王羲之的书法之道，不独“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艺术风范，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其作为文人应有的气质和风骨。灿铭兄的书法一如其人，真率而蕴藉，古朴而端庄，烛照出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之境。也许，最吸引我的，是灿铭兄那一代艺术家身上所透露出来的孜孜于艺、宠辱不惊的心境，一种古典文人式的幽玄素朴、飘然出尘的情怀，那是一种长久以来在书法与文字濡沫下心游物外的气质。不疾不徐，静寂温凉，当年孙伏园论及朱自清时说，“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与灿铭兄相交二十余年来，在任何场合，我几乎从未见他有过大喜大悲或是面露愠色，永远予人温文尔雅、行礼如仪之感。唯有两次，皆是在亲人故去黯淡的悼念场合，方才觉察出其内心隐隐的哀痛。“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襟怀，方能使他的书法于古雅中透出纯净的气息。

　　和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灿铭兄是低调的，不应景、不媚俗、甚至不那么鲜亮，一如他远离喧闹的城市中心，而在近郊保持一隅古都节奏缓慢的窗口。然而，他仿佛又是一个异数，既不是现代的，又不完全是传统的。我们看惯了当代艺术浮华的一面，似乎单纯满足夸张、变形的需要，以此立身，有趣而无益;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循循相因，步调一致，仿佛有益，实辄无趣。灿铭兄对于外部世界的回应并不那么强烈，甚至是迟缓的，他就像一个葆有良知的手艺人，“尽人事，知天命”，生活中最奢华的部分，无非是教务之余，夜阑人静，燃檀写经。有时候艺术的背影比现实的面影重要得多，艺术需要苦行、远离、舍弃，甚至沉默，这也是艺术家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应有的距离。刘熙载说“书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书家的精神、情感、人格、学识、素养是何等重要，它们传达出书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虽然点画有限，变化无穷，每个书家固然都能写出两副同样的好字，然而打动、感染观者的乃是作品透露出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独特气质，一如顾恺之所言，“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当然，我们都明白“一即全部，全部是一”的道理，然则，个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如此而言，灿铭兄最为著名的“写经体”，乃是他个人从艺术中关照生命、关照人生的独特方式，可以看作一种人生的修行。从他的审美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自我人生的定位与坚守。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于都市的书法家，写经成为他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时的一种抵抗以及对自我的肯定，一如黑塞所言，“艺术是精神和血肉的结合体。一切真正崇高的艺术品，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充满着永恒的秘密的艺术杰作。”另一方面，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开那座名为西来的小镇到南京求学，一晃三十多年过去，除去时间不算长的“仕”途，灿铭兄始终保持一种“士”的姿态，一种民间立场和书生本色。正如敦煌写经书法作为古代民间书法的大成，其作者大多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而生巧，久书成艺。灿铭兄法古而不泥古，不是作简单的临写与仿制，而是以研究者的态度进行有意识的艺术实践，赋予其严肃而独特的艺术内涵。此外，还体现出他一以贯之对于书法沿革的思考，往源头追溯，往更深处探寻，从中窥得一些书道的奥义。古拙的线条，落笔自由肆意，无不勾起我们的历史感与思古之情，它让我们联想起那些不署名的书卷，湮没于岁月之河的无名书家，甚至还有并未形成明显风格的书写者。所谓穷古今之变，只为成一家之言，灿铭兄所做的正是“其才高者，可以扩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进吾之功;挫笼参会，自称一家。”

　　古语云，“技进乎道”，“道”就是天地境界的人生修为，灿铭兄的写经书法正是首先得益于“道”的精进，他无意于邀荣争利，而是自然展现当代书家的人生状态的和艺术理想追求，有种超脱中的宁静与安详，从而使他的书法体现出独特的艺术情怀，也彰显出一个真正的书家应有的深厚的思想内涵、渊博的人文修养、娴熟的技法和博大的襟怀。在当今浮躁的书法生态语境之下，灿铭兄坚守着书法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与实践，无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