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当代中青年书法家群落中，刘灿铭先生是一位既重视文化、尊重传统、崇尚古典，又努力追求形式美感与现代审美意趣，而且更有着独立的文化思考与艺术思考的代表性书法家。如果以一句简单的话语来阐释刘灿铭书法的艺术取向的话，那么，“法之简、境之深”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判断。这是可以从刘灿铭先生的书法创作实践，以及其《寻找自我》、《化野为文化俗为雅》等学术资料寻绎到支持依据的。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同样的，书法理念是书法创作实践的先导，尽管书法理念不一定以理论形态呈现。刘灿铭书法的艺术取向显然源自于其对书法的独特认识与思考。刘灿铭认为，书法是理念，书法最后的高度是思想的高度，笔法就那么几种，中锋、侧锋、藏锋、露锋等等，要把玄的东西去了，拆解这些还原其本真的状态、自然的状态，这才会实事求是。他认为历史上的大家如王羲之、苏东坡的书法技法也不是很丰富，丰富的是它的内涵，关键的是要赋予书法作品内涵。

　　法之简并不意味着技法的简单操弄与浅显堆砌，刘灿铭追求的是以最简约的笔墨体现书法意境层深最大的创构力度。缔造、守护并传承人类的精神文化是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艺术实践活动存在合理性的基本前提，是艺术活动的崇高使命和核心价值所在。如何将对于宇宙、人类社会以及人生思考的理解，以书法这一古典的艺术感性形式加以表现，也是当代书法创作所必须思考的艺术取向。“我在哪里”是刘灿铭经常追问的一个命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灿铭书法实践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与艺术自觉意识。

　　刘灿铭强调支撑书法作品内涵的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技法层面的成熟与完善。这是刘灿铭先生经过不断深入学习、研究、实践，建立在对书法技法地位与作用的清醒认识之上作出的艺术选择。实际也是如此，刘灿铭对传统的深入有目共睹。“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自古圣贤，盛德大业，未有不由学而成者。”这是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历览前贤总结出的至理名言。书法学习行为，既是一个技法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艺术风格、艺术思想淬炼的过程。刘灿铭学书以魏碑始，深研《张黑女》、《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著名碑刻，碑学功力深厚。然而，刘灿铭并没有狭隘地局限于碑刻之学，而是将书法置于传统文化的大语境之下，深入研究二王经典，努力寻求碑帖融合的最佳契合点，以碑强其骨，以帖养其气。再者，民间书法也是刘灿铭书法取法的关键点。刘灿铭自称最崇拜的古代书家是古代民间写手，因为他们具有创造性。刘灿铭将民间书法的蓬勃生机注入帖学经典，既守古法又不囿于古法，着力捕捉民间书法的原创性格，表现民间书法的质朴品性，这种“原创意味”是与刘灿铭对书法的独特见解分不开的。《西峡颂》、王羲之尺牍和《十七帖》以及晋人写经等等均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

　　刘灿铭的书法，篆隶楷行草五体皆擅，中堂、对联、条幅、扇面、手卷、册页等各种形式无不涉猎。其书灵动自然，毫无板滞气馁之感，将书卷气与金石气自然融为一体，极耐品读。其中尤令人激赏的且成就最高、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写经小楷和大草。写经小楷无疑是中国传统书法不可或缺的艺术瑰宝。选择写经小楷不仅是刘灿铭关于书法创作方向的一个选择，更是一种需要，一种信仰，一种坚持，一种操守。观其小楷《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四十二章经》等杰作，古趣横溢，篆意隶韵兼备。从某种意义来说，或可将写经看作是刘灿铭书法风格形成的源头，其以写经为本，将写经的笔墨技巧、格调、意境等巧妙地运用、融入行草、隶书等书体的创作，力图以写经的原创性与质朴之风作为打通其行书、小楷、大草书以及隶书等多种书体的基本格调，形成个性鲜明、与众不同的“刘氏书风”。其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云烟飞动，蛇虺争奔，若骤雨忽来，似风卷残云，纵横排突，行止无迹，运笔忽轻忽重、忽疾忽缓，线条时开时合、时起时伏，笔墨放纵，提顿扭转，左倾右倒，或节制或奔放，如醉歌狂舞，纵橫争折，线条与墨色交织成不断变动的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刘灿铭的大草创作正竭力地寻求古典的潇洒与现代的自由体验的转换方式，探索当下草书表达形式的更多可能性，营造现代艺术的律动美感，具有极强的现代艺术审美情趣。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刘灿铭之所以将创作重点放在小楷、大草这两种反差极大的书体，是因为小楷可以使其平静，大草可以让浮躁得到释放。在当今表面繁华、信仰缺失、价值叛离、满纸躁气的书法生态语境之下，刘灿铭坚守着书法的本体价值和文化精神，对书法坚持不懈的的探索与一丝不苟的实践，以其敏锐的社会文化领悟力表达着社会转型期的书法文化和个人选择，表达着当代书家生活状态的自然展现和艺术理想的诉求，显示出其心态的淡定与修养的深厚。从这个角度而言，刘灿铭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代书法创作方向问题的一个颇有诗学意象价值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