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灿铭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快30年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书家，他善于用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待艺术、看待传统，所以他的书法风貌与众不同。

　　在灿铭的作品中，我最看重他的大草。传统中大草的章法大都是错落有致，跌宕起伏的，而灿铭的大草则一反成规，写得密不透风，如烟如云，但你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张旭、怀素对他的影响。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探索和实践，小而言之，是开了一种新的风气，大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未尝不具备书法史的意义。

　　在《国学大师论丛》系列丛书的总前言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到位，那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移之艺术，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艺术"，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趣味。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既享受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感受到由于竞争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我们不可能与古人有完全一样的情怀。然而，历史不会轻易地绕开我们这一代，作为一个有担当的艺术家，必须对这个时代有所交待，在这一点上，灿铭是做到了。

　　众所周知，艺术繁荣的标志是百花齐放、流派纷呈，而当今书坛一味提倡所谓的主流书风，已经造成千人一面的局面，应该说，二王是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在王羲之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丧乱帜》而非《兰亭序》，因为它虽然又激又厉但依然"风规自远"。二王书风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精神上的高贵、潇散、旷达、飘逸，而不仅仅是华美的技巧。就近现代书家而论，能勉强够得上这个高度的，也仅有白蕉一人而已。

　　然而一部浩瀚而辉煌的中国书法史，仅靠一、两座高峰是远远不够的，除二王外，还有许许多多座高峰。故叶昌熾说：知二王外有书，斯可与论书矣。

　　灿铭的高明之处，还体现在对于传统的取法与借鉴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并善于从一些非主流的经典中汲取与自己审美理想相符合的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昔年韩愈与刘正夫论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虽然是说文，移之谓书法，倒也十分贴切，以此与灿铭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