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对灿铭的书法十分关注。当时我得到刘灿铭书法集，并结合全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展所观的灿铭的获奖作品，就书法艺术的多种属性做了一些讨论。灿铭年轻时的作品，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靠书法固有的表现语言去加强形式效果，形式新颖而又没有过分的美术化倾向。在当时，我也对他作品中碑帖融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时如白驹过隙，二十余载已过，我对灿铭的关注始终密切，他的作品近几年多次入展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书法邀请展，正如我当初在回信结束时所期盼的那样，他对自己的书法有了更多新的想法和改变。

　　我曾以齐白石曾刻过的“可贵者胆”四字入印，边款说：“艺术创作之胆魄源自三：曰气度恢弘，曰真知灼见，曰技法娴熟。无此三者而大胆者，实为狂妄⋯⋯”观灿铭的书法创作，便使我又忆起此枚印章，其中所言艺术创作之胆魄，深合灿如铭今书法创作之境。

　　其一，气度恢弘。所谓气度与书家先天的气质有很大关系，但也必须经过在实践中的磨练。它一方面表现在胸怀博大，可思接千载，融合八方;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作的具体技法与形式上，大处着眼，大处落墨，不纠缠于细节，不自矜于华丽巧饰，自然朴实。技道合一，归于自然。灿铭年轻时便已频频于重要展览中获奖，却未以此自负，而是在二十余载之中，笔耕不辍，在艺术创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当下书法以展览为舞台，不少书家满足且止步于展览带来的荣誉，灿铭却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在深入研究借鉴敦煌书法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其二，真知灼见。这是指书家的思辨能力，平时所谓胆识二字，胆自识来，知识渊博，能烛照洞察，探微钩玄，才识过人，胆魄才能过人。艺术家的思辨能力与其创作的想象能力是对立又统一的。如果书家没有思想深度，而在创作中一味强调想象力，则是无本之木。正如孙过庭所说“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无依，兰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脱。”想象力是思辨能力顺乎自然的发生。而灿铭正是一个拥有极强思辨能力的知识型书家。二十多年前，我对其提出的碑帖融合的问题，在他书法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我欣喜的看到了他在我意料之外但又十分巧妙合理的回答。敦煌遗书作为二十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形成了敦煌学。灿铭正是对敦煌遗书有着学术上的深入了解，才能在时风之中坚持自己的书法审美，选择在敦煌写经的路上走得更深远，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有当代特色的敦煌写经体，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他的胆识，正来自于他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和对其当代意义的认识。

　　其三，技法娴熟。有了以上两条，仍需技法娴熟。思想和形式有赖于技法完成，艺术境界之美通过形式来传达。技法是物质性基础，是形式表现的手段，同时也是艺术美的重要内容。没有庖丁游刃恢恢的精熟技术，就没有合于桑林之舞的节奏之美。技法娴熟，熟到忘记了技法的境界，才能入化境。当然技法娴熟并非审美意义上的甜熟，而是以娴熟之技求自然之境。灿铭在书法技法上的追求，早年做加法，如今做减法。但无论加减，他的数十年如一日于书法努力用功的精神始终令人敬佩。如今他作书，特别是写经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近年来高等院校中的书法教育已渐成规模，以高校为中心的书法研究与创作队伍已形成，并对当代书坛发生着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在书法学术研究方面，以高校为中心的书法队伍是处于主力军的位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在书法创作方面，虽然高校中不乏在当代具有影响力的杰出书家代表，但从创作观念上看，新一代知识型书家持什么样的创作理念，尚属见仁见智之中。是保持所谓传统的“文人字”，或是追着当下的“展览体”走?当下知识型书法家的创作特征是什么?尚无人或无暇去作出深入的理性思考，而从刘灿铭的书法探索之路中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当下“知识型书家”与“技术型书家”(此称谓并不严谨，为便于述说，权且如此)相比较，技法娴熟是共同的需要，不通过娴熟的技法就无法“物化”作品，而技法之美也是书法美的重要内容。而知识型书家突出特征有二，一是以学术思想引领书法创作实践，二是重书法作品中蕴含的文人气象乃至作者的人格魅力，而不仅仅聚焦外在形式表现。这是人格与艺境的融合，是知与行的统一，从灿铭的书法创作之路中，从对其作品解读中，我们明显地感受着这一特征。

　　《书诀》有云：“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着痛快，惟书亦然。沉着而不痛快，则肥浊而风韵不足;痛快而不沉着，则潦草而法度荡然。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则旷达，毅则严重。严重则处事沉着，可以托六尺之孤;旷达则风度闲雅，可以寄百里之命。兼之则全德，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弘毅，可谓之胆。灿铭二十余年间，以其开阔的胸襟、深厚的学养、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也是对当代书法十分有贡献的道路，难能可贵。灿铭于书法之弘毅，可谓之胆，可称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