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的原生态最具有爆发力，也最具有欣赏价值。“写经体”书法属于民间书法范畴，与宫廷书法的整饬、文人书法的文气相比，有着更多的自由和率意。书写佛经，自然是虔诚之事，然书艺的表现却是可以灵活多变。邓散木《题唐贤写经遗墨》诗云：“设想开天际，华鬘照大千。经生工点笔，朝士解谈禅。格自敦煌出，源寻金粟前。堂堂千载下，得见此陈编。”这里基本道出了写经书法的缘由。

　　今观刘灿铭先生写经体，颇有一番新意。虽取法经体而能自出机枢，他不拘泥于形体的相似，而更为追求神采上的契合。纵观他的写经楷书作品，最大特点有二：

　　一就是将楷形、隶势、草意糅合其间，不拘成法，书写速度加快，笔法跳跃，个性鲜明，更本色的体现了写经体的率意天成。

　　二是人生境界与书法境界的妙会，融通无间，智慧地表现自我风采。

　　所谓“楷形”，安顿四方以定基调，安顿框架，伸缩自如。以《四十二章经》为例，其结构颇以晋唐楷书为基，四面停匀，不作欹侧，证面示人，落落大方。

　　所谓“隶势”，东西走向延伸，畅意抒情，波势翩翩。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例，字形收敛而伸其波斫，跳跃飞动，翻空见奇，颇得章草之意趣。

　　所谓“草意”，得益与章草之体势和形态，锋芒变幻，点画俊利，以《扇面百喻经》为例，点画映带，笔势连绵，简练含蓄，气脉贯通，得草书简易之道。

　　西晋时的写经卷便已粗具经卷体的规模。而至南朝时的字体益趋端整，楷法渐渐完备，仍具写经字之特色;北朝之风格则与南朝相去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之枢纽，书体更近于唐楷，仍带有经卷之特色。唐代承接其后，大放异彩，呈现名异之风格。秀劲圆润以高宗时作的《大楼炭经卷》为代表;玄宗时的《十戒经》可作秀逸疏宕的代表;代宗时的《观世音经》以端整厚重着称;瘦劲秀丽则宣宗时的《瑜伽师地论卷廿三》为代表。刘灿铭先生书写经楷多年，自然融汇于心，择善而从，最主要是必须适合自身的性情，在节奏感和表现性上都能具有自我的面目，方为可贵。他的写经体三个特点，很明显有着融会贯通的努力，并且见出实绩。

　　刘灿铭先生的写经体楷书在章法上还作了调整，疏朗空灵或茂密绵丽，都根据整体的和谐来安排。既忌拥挤窒息又惧凋疏散淡，实则需要很久的艺术实践与审美鉴别的训练。要写好佛经，最大的区别在于心灵的妙会，心性的通悟，仅追求形似是浅层的模仿，还需要更深的修为。既然写佛经，不可不持养心境，调整心态，超脱俗念。近年来，刘灿铭先生在人生的运命曲线上几起几落，悟透人生仿若白云苍狗，变幻莫定，只能在圆融的佛禅境界中寄托疲惫之心灵，就像经书手那样勤奋抄经，不计工拙，心诚则灵，必有善报。我看过他不少的写经书体，虽然俗务缠身，却追求精神之宕逸和快意，写经写楷，凝神静虑，色相俱空，自得方便法门。他的大草与小楷形成鲜明的对比，展览中也分为明显的两个极端，这也代表了他人生的动静两极。酒后大草的放纵可以畅怀，酒前楷书的端雅可以静心，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互相调济，人生丰富而充实，艺术奇绝而流光。写经者写人生也，佛禅智慧正在于此。姚虞琴题《节盦经册》曰：“一心仰企西来意，千佛名经证夙因，奇绝赵家写经手，莲花妙法涌金银。”书写佛经自是千秋事业，以心法来统笔法，以佛界来安顿世界，直是妙笔传神，无智亦无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悟道者自去物障、心障、法障，则可以优入圣域。唐代程式化的楷书如欧、虞、颜、柳等过于精整方严，反乏活泼生趣，难以驰骋情感，畅叙幽情。所以刘灿铭先生选择写经楷体，亦有深意，并非抛弃传统，而是超越平庸，在真性情和和真精神上妙合古贤，清和灵妙，得无上清凉，得大自在也。

　　刘灿铭先生的写经楷书，是他书法心态的体现，也是其智慧的书写，在醒透的人生与创造性艺术的交接点上寻求契合，在解散楷书成法和建构新法的努力中寻找契机。有着充实的境界，则性灵自显;有着自我的特色，则风骨烂漫，妙会天成!这正应了《菜根谈•概论》中所云：“作人无甚高远的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的工夫，减除得物累便臻圣境。”在逐渐摆脱“俗情物累”的他，自然应该妙悟这一禅机!

　　-------我们期待他境界日新!德业日新!书道日新!

　　(辛卯孟夏夜于石头城东抚云斋)